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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 ——追思李少白先生(下)

当代电影杂志2018-10-17 07:36:24

“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 ——追思李少白先生(下)

来源:《当代电影》2015年第5期

责编:刘桂清、檀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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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居高声自远


高小健


很多事情想起来也是非常巧合的。我来到李少白先生身边工作时,李先生正相当我现在的年纪,他大我两轮,都属羊。那时的李先生看起来精力充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是那样一个年纪了。正是从那时起,我进入了李先生为我设计好的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行列中来,这让我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和一生追求学问的道路,并从此受益匪浅。这种缘分是我的幸运。从李先生亲手修改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起,到让我参与到当时的国家课题《中国电影艺术史》的写作,与他一起着重于30年代电影的研究;他当时对于自己的博士生的学术领域的设计可能一度就是围绕这个课题展开的,同时也为这些学生初入电影史研究领域铺设了日后他们自己发展的起点。再到后来成为李先生最后一届博士生之一、他指导我们完成第一部普通高校电影教材《中国电影史》、主动提出为我的第一部专著《中国戏曲电影史》写序……这种不停的扶持助我走到了今天,所以当李先生于3月16日突然离开以后,我不由地感到一种悬空的感觉,猛然意识到我一直背靠的那棵大树倒下了!曾经在他这棵大树下,我们获得了太多太多。作为学生,我在李先生身边耳濡目染了二十多年,也逐渐养成了作学问的基本观念和对历史研究规律的基本认识,并经常向他请教,习惯已成了自然。“居高声自远”,以李先生在学界的地位和声望,他扶持的不仅是自己的学生,还对其他晚辈和电影学科在高校的发展都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这无疑有助于电影学在国内的兴旺,他的大胸怀和高瞻远瞩(睹)让人仰止。

李先生是个唯物论者,做到了坦然面对生死,但是他不懈的生命追求十分强烈,就在他已经不良于行的时候,依然用颤抖的手艰难写下了一首新作的咏春诗:“北风忽起散灰霾,满树玉兰花盛开。又是一年春色好,抬头喜鹊正飞来。”可以想见他困居高楼,临窗而望,面对春天又一次来到时的喜悦心情。这种乐观的精神与他治学时的严谨态度形成他相辅相成的人格魅力。科学理性一直是他的学术秉性,然而他为自己的居室起了一个超然的堂名:空味楼。他亲手书写的这三个字的横幅就挂在他居室玄关的正中。为此他亦写诗以志:“人世匆忙路,空门意味楼。非非同是是,何必苦心求。”此中严肃求索、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立场与坦然处之的道家理念同样是他人生哲学的忠实写照。作为晚辈,我们也经常与李老师一起谈学问聊人生,我深深感受到了李先生言语行为中体现的这种超脱境界。

俗世的悲喜不足以表达对李先生的深厚情感,生命的无法挽留也只能让人感到怅然与无奈。李先生一贯豁达的气度时时令我按捺下内心的悲伤与失落,去面对他指引给我的人生道路。前年冬天,他把自己以前陆续买齐的一套二十四史送给了我,我理解这是他对我最后一次学问上的指点。学问上的没有终点,做人上的达观与超然是我从李先生身上感受最深的至理,他树立在我心中的大树永远挺拔旺盛。

李先生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们身边!

(高小健,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100029)


清明时节忆先生


赵小青


2015年3月16日下午四点多,接到亚平电话,说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我脑子里顿时电光石火闪出各种不好的猜想,唯独没有想到先生那头,结果不好的消息说:少白老师今天去世了!不敢相信!7号才和道新、卫防去看望了先生和师母。

那是一个上午,听到我们来,先生特意下了床,被保姆用轮椅推到客厅,高兴地一一和我们打招呼。他跟道新谈了关于新书稿费的事,接着就和卫防谈到电影资料馆口述历史一事,他说提纲我看了,邢祖文的我一定要说。邢祖文先生去世后,少白先生特别撰文纪念,在《治史有凭学可考——记电影史学家邢祖文先生》中详细地回忆了1958年起和祖文先生一同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过程,对邢祖文的性格、人品、才品给予高度赞誉,友谊笃深。他准备身体再复原一些,接受访谈,让更多的后人知道更多一些邢祖文。

虽然少白先生说话迟缓,言语不是太利索,但听到师母说折磨先生许久的肺炎得到控制,精神也好起来。再看到他和我们对话时清晰的思路,愉快的心境,和对访谈一事的期盼和所做的准备,我们心里都好不轻松,想着先生这就慢慢养着,一天天好起来,然后我们像往常一样,逢年过节去看望他,和他谈古论今……

结束和亚平的电话,心顿时就空了!不是悲痛,是一种比悲痛还不适的空洞,是一种纷乱,很不舒服的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的公公和父亲去世时,我就是这种感觉,那是失去至亲才有的感觉。他们都是关系到我人生的人。

人的一生总会遇到重要的或优或劣的转折。我决定到北京求学之前,有点六神无主:三十大几的年龄,孩子正上小学,丈夫工作繁忙,公婆身体不好。但当时电影厂的前景让我必须做出选择。人在无能的时候,愿把命运交给天决定。走在大街上,很巧眼前就出现一个算命的,询问一番后算命的告诉我,我的贵人在北方。1993年,我从云南电影制片厂来到北京,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影视专业硕士课程进修班的一名进修生。坐在教室里,给我们上课的是我在遥远的边疆从《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核心学术期刊上看到的作者,李少白、俞虹、陆红实……上了一段时间课后,少白先生鼓励我,他说你报考研究生,我带你。就是这句话,如同得到钦点,我满身心充满了信心和勇气,满身心是克服一切障碍的能力甚至智慧。第一次考试失败后毫无挫败感的我又不顾一切,一往无前地投入了第二轮的备考。终于,我成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影视专业的一名硕士生,拜在少白和红实两位老师门下,走入影视史论研究这扇门,之后又追随李小蒸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这中间遇到许多成就我的良师益友,最后我成为了一名职业影视史论研究者,既能让我养家糊口又是我的兴趣爱好,一个不能再好的职业。我拥有了一个一想就庆幸非常,心满意足的人生。少白先生的一句话,成了我人生的一个优质转折,北方真有贵人!

少白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很有原则。在门下的时光,他是不苟言笑的严厉的,对学生的思想观点的观察无疏漏的。研究方法不对,观点不对,不会找资料,不会用资料,行文运笔不好,文章间架结构不对,用功不够,懒于思考,他毫不留情当面批评,言语轻重从不顾及人的心理感受。如果不是恪守导师的职责、不是对教学的认真,对学生的负责,谁会这么真情实意动情动气地教导你呢。回想,那段在他训导下的搞调查、找资料、写论文的日子是多么不可复制的一段珍贵人生!而当你不是他门下的学生之前和出门之后,他是随和的慈祥的温暖的不吝肯定和赞赏之语的。逢年过节,我们去拜望他,天马行空聊人说事,无论说什么他都高兴,静静地认真地听,尤其对历史文化的话题感兴趣,关键地方他会点题,会解惑。做论文时他就总提醒我们任一现象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其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能脱离历史,思考问题要辩证全面。现在随意聊天,他的视野和洞见,继续让我们获得思路通畅,脑中火花噼啪作响的愉悦。我知道我为何在听到先生去世消息时,那种失落至极的空洞和空虚感,那是精神家园的坍塌。

少白先生在电影史论研究和教育方面地位至尊,熟悉他的人还知道他写有一笔好字,间架沉稳,端秀洒脱。他的书法不轻易示人,仅限于友人间的互赠。而他的字迹,我们学生时时得见。他的书稿都是他一字字写出来的,我们的论文也满是他的批改。我2012年出版《东方银幕女性形象掠影》时,登门请先生给我题写书名。先生轻轻地说,写不了了。我才知道,因为颈椎压迫神经,他除了行走不便,右手已萎缩僵直不能自用。回到家,我便找寻先生曾经批改的作业,他的出版物上他笔迹的附页,希望凑出这几个字,但未果。一天先生夫人来电话,让我到家取字。我才知道,自我走后,先生勉力提笔,用了好几天时间,把这几个字写了好几遍。他递给我一摞纸,说你在里面挑着用吧。我看到这一个个字体,间架依旧,而笔锋已是颤抖苍凉,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本书,有李小蒸先生写的序言,李少白先生题写的书名,这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

(赵小青,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100029)



空味楼的味道


陈墨


李少白老师和我们永别了。缅怀前贤,幽思无尽。

1991年7月1日,李少白老师将其住所命名为“空味楼”,题写《命名》诗一首:“人世匆忙路,空门意味楼。非非同是是,何必苦心求。”是年,李老师年届六十,甲子圆周,并非皈依佛教,更未踏入空门,为什么偏偏对诗人杜牧“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两句诗情有独钟,竟以空味作斋名?

解题线索,在“非非同是是,何必苦心求”句中。这两句,是先生的感悟,也是自况,更可能是自我警示。李老师是电影史学名家,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编撰者之一,荣耀光彩未已,褒贬烦恼随之:前说它为“黑线”张目,后说它是“左道”路标,左右都不是,能不生无明?欲思斩决,只好揣摩空门意味。

这样说的证据,是在1996年,李老师写了《五载回顾》诗:“空味楼中味未空,执着卷帙慰平生。教书不意居清苦,编史何期享誉名。晓月和风朝别趣,夕阳红叶晚萦情。老天难落田禾雨,惟有幽亭一片菁。”第一句开宗明义,明说诗作者尚在修行中。是年,李老师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中国现代电影的前驱——论费穆和〈小城之春〉的历史意义》(上、下),非史书之非,是历史之是,写了费穆,写了电影历史,也写出一个真正历史学家的勇气和风范。有意思的是,《五载回顾》2003年又被收入《影史榷略——电影历史及理论续集》的《后记》中。李老师是现实中人,遍尝七情八苦,空门意味真谛,岂能归于虚无?

李老师是学界前辈,也是我安徽老乡,与他相识,景仰之余,更有一份亲切。比较密切的接触,是李老师应邀做“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受访人,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1月9日间,接受了我的连续采访。我有幸聆听他讲述生平经历:少年漂泊,青年从军,壮岁修史,中年下“干校”改造思想,老年空味楼反省归真,感悟遐思,缕缕分明。李老师说,《中国电影发展史》是官修史书,他有责任讲出该书编纂真相。让我震撼的,是他毫不隐讳地宣称:“到什么时候,我都是左派!”如此真我洞见,显是空味楼中精神淘洗,有了结果。左乎右乎,是耶非耶,此一时彼一时,无不是历史遗痕,后代史家自有分说。

2012年9月27日,在“重写电影史:向前辈致敬——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最后一次向李老师致敬。2015年3月16日,李老师撒手人寰。空味楼的味与道,也将留待后人评。

(陈墨,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100082)



幽幽米兰香


吴小丽


那年,我由上海工厂被选派去北京参加全国文艺汇演,借调在当时文化部的“创办”。记得是在1975年,领导让我和文化部另一单位的李少白老师和王老师,一起去广州珠影厂参加一项调研。屈指算来,距今整整四十年了。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白老师。我知李老师(那时不流行叫老师,我称其“老李”)是电影史学专家,著名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之一,言行举止便怯怯的,对两位学界长辈敬而远之。然仅几天便发现,李老师相当平易近人,他目光睿智亲切、言谈幽默风趣,犹擅提掖后进,对我放手使用、多有褒扬。我后来常想,我最终专事电影教学与研究,恐冥冥之中,少白老师便是命运派来的最初的召唤引领者?

调研结束后,我们一起去逛市场。早已忘却自己都买什么了,却至今记得李老师在一家偌大的花市,一眼相中了一盆米兰。我当时奇怪,在姹紫嫣红的花海,李老师怎么就独喜那“下里巴人”的米兰呢?牡丹的国色天香、玫瑰的奔放热烈、菊花的孤傲清高、甚至花中君子兰花的高洁典雅,似乎都不入李老师的法眼。细看这株米兰,它枝叶油绿茂盛,花蕾如淡绿色的小米,花朵又似金黄色的小苞谷,黄绿相杂,煞是悦目,尤其香气四溢,沁人心怀……李老师告诉我,米兰朴素无华、淡雅清新,它不以色形诱人,却因花香如兰而得名。米兰喜温忌寒,北方其实并不适合米兰的生长,但李老师还是小心翼翼地把米兰带回了北京。“其貌不扬,因香而贵”,超凡脱俗的幽香,是米兰的本质属性。我由此懂得,隐约之美,是为更高级高贵的美。

后来我回上海,经历了高考,毕业后又辗转多年,寻求所谓的专业对口,和李老师的联系也就慢慢疏淡了。再次相见,大约已是21世纪初了。那时我任教于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我的同事陈犀禾、石川老师,恰为少白先生的弟子,又适逢学院学科大发展,李老师便常被请来讲学布道、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我们也就常有机会晤面叙谈,每次都一如既往的如沐春风。

近日偶读少白老师住院期间赠师母孙大夫的七律,其最后两句为:“杯茶一饮文思就,三饭加餐目次诠。更喜亲人来探视,林荫海阔话云天。”

很后悔,在和李老师相处的有限时间内,没有好好地向他求教和切磋学问……

很后悔,在李老师2010年4月最后一次来上海时,只想着今后机会多多,没有随石川老师一起,陪同李老师去西湖,在春日美景映衬下,与李老师伉俪一起海阔天空地神聊……

很后悔,在李老师住院和病重期间,没有机会北上探视,亲手奉上一捧“馥馥吐幽香”的米兰……

幸好,天堂一定是温暖向阳的,那里一定会有米兰,一定弥散着盈盈不绝的米兰幽香。

(吴小丽,教授,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200072)



徜徉在生命的太阳里


丁亚平


2008年的4月,我与李少白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香港之行。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李少白先生和我坐在香港电影学者黄爱玲女士家的客厅里,一边与黄爱玲聊天,一边向屋中边门外的大海看过去,一片波光。那时的他虽逾七旬,但腿脚矫健,视力亦无问题,对大海形状、颜色和光线的准确感受让他格外兴奋起来。李少白先生性情内敛,可我清楚记得,在香港数日,无论是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在中文大学校园,还是坐在黄爱玲那屋前滨海的寓所、走在高楼林立的燠热的街道,抑或登太平山和大屿山,他如何热烈地讲述,笑着谈到许多轶事,他让他的想象力摆脱书斋书本知识,一任自己,徜徉在那一天的太阳里。

这让我感受震动,至今印象鲜明。李少白先生学术上久为中国电影界共悉,而香港电影研究者也皆知其史学贡献。此前一年,我受香港康文署之邀赴香港电影资料馆讲“巴金和电影”,并和余慕云、罗卡、李焯桃、黄爱玲、黎锡诸电影学人就中国早期电影做座谈交流。那次在香港,黄爱玲提出请李少白先生和我转年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做学术讲座。回来之后,我向少白先生报告并陈词,他最初心意未定,但经不住我力劝,强以同行,并答应由我张罗孙阿姨一起赴港,终于促成此次格外难得的香港之旅。少白先生之前没有到过香港,彼时香港的一切亦与现在有异,和内地社会与学术文化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回京之后他还取笔作诗,以“同亚平赴港讲座抒怀”为题,写下记录他观察和感受清晰印迹的五律:春雨杏花天,香江设影谭。师生同赴会,业友各执言。美食熏风里,畅游山水间。岁高神不老,两上两名山。并嘱我交由《中国文化报》编辑刊发。港岛的自然景观、学术人文和城市风情,让他心意陶然,精神如虎,表现了人合物聚之喜。

事实上,我对少白老师这方面最初的记忆要更早、更多。他参写《中国电影发展史》,创建电影所,和邢祖文、郦苏元、黄式宪、王人殷诸位前辈老师同事多年,又曾培养陈犀禾、钟大丰、陆红实这样的杰出的学生,照理他位高德尊对我们后来的学生指摘疵病,该时时板起面孔,但其实却并非如此。他谈话睿智,让人觉得亲近得很。他曾为我和他合写的文章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他作文讲课,勤勉专注,夜尽一烛,然于书画、古玩、诗词,摩玩舒卷,不输学术,而全身心投入山水人文胜景,更让他有“甘心老是乡”之慨叹。和他一起专门到过杭州、绍兴旅游,也曾先后同赴京郊红螺寺、大觉寺、八大处等地走走,欢愉尽在其中。前年春日,他和我提出想去天坛,我们马上备好轮椅和他一起去了。再见天坛,静听风中的回声,怕他相向惋怅,几次跟他说等病好了要再陪他来。

少白先生离我们而去,已近一月,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着我。3月16日之后,常常不能相信老师已在千山万山之外就这样杳无踪影不再存在。离开这个他热爱的世界,会否成为一缕烟尘渐渐消散?有有必有无,一切都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命定的迷梦!李少白先生离去,就像父亲离世一样让我尤感不舍,念及于此我的心里会响起苍厉的悲号。父亲前些年在家乡因病去世前,我在北京忙于工作,以为不久忙完不会耽误去陪重病中的他,岂料那天凌晨即接到了来自家乡姐姐和妹妹一起给我打来的紧急电话。虽然父亲还只是在病危抢救中,但是,我意识到不能赶上送他最后一程,心中至痛。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一齐在电话两头大哭。前一天我们一家原本已买好当天晚上回去的火车票,得悉此讯后的清晨立即改买了机票回去,在机场和乘坐的飞机上,我止不住双泪长流。我与父亲惶惶生离,在最后时间没能及时陪伴他,悲痛悔恨时现心头。然而这次在李老师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却能有机会与他相守,感戴鸿恩,让省过知非的我在老师生命的尽头表达自己拳拳愚爱。

15日,重病中的少白先生让夫人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晚上我赶了过去之后,看到他仍然在经受病痛的煎熬,帮他催痰,虽满身大汗,但效果甚微。整个晚上,他仅能断续说几个字词,意思大体猜得出来,但他的完整交流已非常困难。在死亡的边上,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但他的眼神,能看出他不想走。他眼角的泪,或许就是饱含他对尘世与电影热爱的超越语言的一种交流。

他找我来,肯定想说什么,几次起首说出几个字词,都未能讲下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不再做努力。卧室中就我们两个人时,反倒什么话都不去努力再讲了,就只静静地呆在一起,我不停地给他按摩僵硬的右臂和右手手指,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现在回想,这倒更像是履行一个仪式。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怎样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

李少白老师走了之后,四面青树吐绿,春光依然如昔,然自然之轮替若是,人之悲欢可知!忆及他生前在学术内外的提点关怀、给予的很多鼓励,和留给我的详细形象尤其是生活中那些发亮的微小点滴结合起来,心中稍感宽慰,却仍难抑对少白先生的无尽哀思。

(丁亚平,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100029)



一棵大树


陆红实


没有想到李少白老师会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每念师恩,悲痛难抑!

我和李老师结缘,始于1985年初。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由于业务上没有联系,故与时任电影研究所副所长的李老师并不相识。1984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并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复一年,李老师从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又回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暂时落脚在当代文艺研究室,这才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这位备受尊敬的学术前辈。但很快,我凭某股热情参加了中央国家机关讲师团,因此,直到为期一年的赴豫支教生活结束后才真正获亲炙教诲之幸。记得1986年暑期我回京不久的某一天,已经着手重新筹建影视艺术研究室的李老师问我,是否愿意转搞电影研究?我当然欣然答应了。影视室于1986年底成立(由于当时文化部碍于电影管理职能刚划转到广播电影电视部而未给中国艺术研究院增批副局级研究所建制,故暂以“室”名之);半年后,我终于说服当代室主任艾克恩先生,正式调入了影视室。自此开始,我追随李老师,问学问道,深得惠泽。

李老师曾在纪念邢祖文先生的文章中称我为“学生辈同事”。从1987—1994年影视研究室与本院外国文艺研究所合并为影视研究所的八年时间里,我与李老师的工作关系更多是他的学术秘书。说到对于李老师一生的评价,世人谈论最多的是他对中国电影史论研究及教育的巨大贡献;而以我的了解,李老师不唯是电影学界的泰斗级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影视学术机构的管理者与带头人。这里不提他参与创建中国艺术研究院原电影研究所的筚路蓝缕之功,即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室的机构重建与发展而言,我甚至认为,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前的这八年时间里所付出的心血,要远大于他念兹在兹的个人科研的。这背后蕴含的使命感与担当,不也同样令人景仰吗?

由于不是副局级的研究所建制,而“室主任”的名头又与李老师的名望和资历太不相宜,因此,院里除了任命吴瑞庭先生为影视室主管行政事务的副主任外,权请李老师以“负责人”的身份主持工作。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人员、经费、办公用房、科研资料等等,在李老师的苦心谋划和争取下,一个正规的学术研究机构渐渐就有了模样。而他的“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学术管理思想,也在影视室的发展中再一次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实践。

影视研究室的整体业务工作,以科研和教学为中心。在组织架构上,开始的一两年间,成立了中国电影研究室、外国电影研究室、电视研究室、创作室、《影视文化》丛刊编辑部、办公室、资料室;同时,也重新成立了致力于研究生教学的电影系(电影系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统一管理,专业教学工作则全部由影视室承担)。此后,为缓解科研经费紧张的困难,李老师又集合影视室和社会力量,创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创作中心(中心依托于影视室,无正式人员编制)。

回头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整个90年代,无论是学术机构还是学术个体,生存环境都是比较差的。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影视研究室在李老师的主持下,除了集中了邢祖文、俞虹等几位老专家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电影学术才俊、从而形成了国内电影学术的一支劲旅外,在业务开拓上建树多多。若举其大者,至少包括以下几项:

一、倾力搜集中国早期电影史料。这项前期由李老师亲身参加的工作,数年下来蔚为大观,从而使影视室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资料的一大重镇。

二、组织大型课题《中国电影艺术史》(李少白、邢祖文主编)、《世界电影艺术史》(俞虹主编)的研究和撰写。这两个当时备受学界关注的重头项目,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只完成了前者的第一卷,但其成型和不成型的成果(包括两个项目多次召开的专题座谈会),对国内以后的相关研究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

三、重新申办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电影研究生硕士点,并于1994年开办了国内第一个电影学研究生博士点。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影视室(电影系)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合办了研究生班,从而为上海大学影视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奠定了基础。

四、组织并与中国电影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40年代‘抗战电影’与‘进步电影’研讨会”和“史东山电影作品研讨会”。这两个研讨会召开于1995年11月28日-12月3日(会期首尾相接),是国内电影学术界继1983年“中国20—40年代电影回顾展”及研讨会之后的又一次大型影史学术活动。虽然会议名称背后有着诸多无奈的“讲究”,但这并未影响其成为20世纪中国电影史研究水平和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五、创办《影视文化》丛刊。刊名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原电影所的《电影文化》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电影文化》的刊号已转至《当代电影》,故以丛刊的形式出版发行(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书号)。在影视室时期,丛刊先后共出版过六期,几乎每期都有一般学术期刊难以容纳的超长论文(如马德波、戴光晰著的《评水华的创作曲线》),不仅独具特色,而且足显分量。

六、组织拍摄了大型电视片《中国电影》(共52集,每集30分钟,夏衍题写片名)。此片为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而特别制作,是国内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时长最长的叙述中国电影历史发展(含大陆、香港、台湾)的学术性电视片。以其体例和对电影史学术成果的吸收而言,此片亦或可看作是一部电视版的中国电影史。

以上所列,是我印象中的影视室的大事。而细思之,这些又何止是影视室的大事?作为主事者,从亲自策划到全力推动,无一不倾注着李老师的深恳心力。

李少白老师是一棵大树。如今,斯人已逝,但大树并未倒下。他所开创的中国电影学术教育及电影史研究的“前海学派”,花会继续开,果会继续结。

(陆红实,副主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100088)



印象李先生少白


孙绍谊


我和李先生的关系,恐怕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神交开始。

彼时我正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读书,从文学跳到电影,在现在早已不见踪迹的老卢卡斯楼修习东亚电影课程,虽然文学理论的底子为跨界有所铺垫,但电影史和电影研究的语汇却缺陷颇多,故整天泡在刚取得“合法”身份的电影图书馆,恶补VHS录像带影片和中外电影历史。在海量的图书期刊中,偶然发现了当时可能是南加州大学电影图书馆唯一的中文藏书,即两卷本《中国电影发展史》。于是如获至宝,抱回简陋的学生宿舍一页一页地阅读,也记下了作者的名字。没过多久,认识了曾陪同程季华先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讲课的翻译,从她那里耳闻了不少关于李、程和邢祖文三先生合作的轶事。

有幸结识李先生是很久以后的事。大约八九年前,蒙上海大学已故教育活动家金冠军的邀约,加盟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又和李先生的忠实弟子石川成为好朋友,对国内电影研究圈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时上海大学正为申请电影学博士点而倾尽心力,冠军也因此频繁奔走于京沪之间,青丝渐多,眼袋日深,但每每小宴李先生夫妇时,精神气却陡然恢复,倒不是因为李先生一介布衣,能从中斡旋什么,而完全出于对李先生学识的敬佩和为人的刚直,彼此欣赏而已。李先生酷爱杭州,印象里有几次游杭途中逗留沪上,粗茶淡饭之余,电影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李先生音色脆亮,谈锋甚健,但一旦涉及个人,则谨慎有加,从不轻易臧否人物,秉持了中国传统文人温柔敦厚的待人之道。此时李师母一般都笑而不言,不时给李先生夹点他喜欢的菜肆,感情之深令人羡慕。

不过,也有例外。记得那是2009年秋,我和冠军、石川以及现在已陶然在孙辈之乐中的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办公室主任许佳女士一起去李先生北京寓所拜访。印象中那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小区,水泥红砖裸露的一幢幢计划经济时代建造的板楼,突兀而全无个性地前后排列着。好不容易找到了李先生的门号,一席人拾级而上,气喘中走走停停,终于敲开了李先生的屋门。还未在简陋的客厅坐定,李先生就从里屋拿来了他刚在是年《电影艺术》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件事实》复印件,人手一份,语气激昂地指出某前辈回忆的不实,从原作者和老编辑的双重角度批驳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前被责任编辑改得“满篇红”、一些“左”的观点被修改的说法。在我的记忆中,与李先生晤面数次,他提到两件事会下意识地提高嗓门,一是此事,二是邢祖文。每有机缘,他都会提到邢的淡泊和博学,深为他“沦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三作者、因此而时常被后学“遗忘”打抱不平。李先生信奉“非非同是是,何必苦心求”的道理,但直到仙逝前,他也要在这两件事上“分一次是非”,着实体现了史家锱铢必较的治学态度和仗义执言的为人风范。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与李先生的交往,本应是日记中的大事,可惜2008—2009年上半年的日记本因某日与文友小酌,被小偷连包带私人物品一并盗去,至今仍追悔不已。翻看2009年下半年后的日记,得拜晤李先生记录一条,在此抄录,聊表思念和唏嘘之情:“2010年4月15日,周四。晚上与李少白夫妇吃饭,(他们)从北京来。另有倪震、金冠军、吴小丽、陈犀禾、石川和许佳。”

2015年清明祭

(孙绍谊,教授,上海戏剧学院,200040)



空味楼里话影史:

追忆恩师李少白先生

秦喜清


3月16日早晨,我在前往李少白先生家的途中,接到了师兄高小健老师的电话。听闻恩师少白先生离世的消息,顿感心痛万分,当时恨不能飞过滚滚人流车流,即刻赶到恩师床榻前,再看先生最后一眼。最后一次看望少白先生是在春节过后的3月初,那天他刚刚吸过氧,面色红润,显得格外精神,还高兴地跟曾照顾他的保姆介绍说“小秦,我的学生”,在保姆“知道知道,见过”的应答声中,大家笑声一片。怎么也想不到十多天时间里,少白先生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竟突然撒手人寰。

我于2003年拜李少白先生为师,跟随他学习中国电影史。三年时间里,先生的家便成为我学艺问道的课堂。那是一套极普通的单元房,进门是一间小饭厅,左手边直通一间敞亮的客厅,小饭厅往前南北两侧各有一间房,朝南的略大,用作卧房,朝北的狭小,里面堆满书柜和满书柜的书籍,就是先生的小书房了。在客厅入口的楣梁上,挂有一块匾额,先生亲自题写“空味楼”,典雅中透着几分禅意,而客厅东墙上“居高声自远”的横幅似乎是对匾额的回应,一种混沌世界自清高的知识分子气息便扑面而来。

跟先生上课,主要是漫谈,从郑正秋、张石川说到“联华”新派,再说到他在重庆观看的美国电影,话题常常不自觉地就变了,有时候他甚至会饶有兴致地背诵古诗文,但兜兜转转还是离不开电影和电影史。学电影史我是半路出家,之前主要从事的是美学理论研究。还记第一次到先生家上课,他就一再叮咛要多看影片,要注意电影语言的分析,他最担心的是学理论的人流于空泛。注重电影本体的分析也正是李先生自己治学的原则,他对电影的理论思考和电影史的研究从不会忽略文本本身。记得他撰写一篇关于吴印咸摄影艺术的文章时,为务求全面而准确,还特地跑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再次观看《生死同心》,一边看一边给我们讲解,当时放的是录相带,小小的荧幕,那番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李先生念兹在兹的便是20世纪90年代未完成的中国电影艺术史项目。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他有着非常理性的反思,一直想借重写新史弥补《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局限和不足。从2004年开始,他启动了《中国电影史》项目,带领几个弟子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我有幸参与了编写,李先生对史料的重视,对史实的强调,包括一些语句的调整,都让我切实感受到电影史研究的要义所在。

如今,空味楼还在,先生走了,我至今还能想起先生吟诵《爱莲说》《陋室铭》,谈论费穆、谈论30年代商业电影的情形。少白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秦喜清,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100029)



最高的敬意:追思李少白先生


李道新


得到先生逝去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研究生课堂上组织同学们探讨电影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接下来的中国电影史通选课,我向教室里全校四百多位非电影专业的同学们表达了导师离世的悲痛。我清楚地感觉到,偌大的教室鸦雀无声,一种哀悼的氛围弥漫在我的周围。我几乎不再能够继续。

但我终于释然。我知道我的导师是不会真正离开的。迄今为止,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有很多人在倾心研究中国电影,并在各种场合学习和讨论《中国电影发展史》。李少白这个名字,及其一代人所开创的中国电影史学与中国电影教育事业,已经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枝繁叶茂并愈益深广的历史记忆里。

这也可使活在天堂的先生得到某种心灵的慰藉。对于一个导师来说,最大的成就或许就在学派的滋生与事业的传承。在这方面,先生可谓功德圆满。

作为影史“李家军”的一员,我是误打误撞考入师门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的先生为什么没有拒绝我的贸然拜访并打消我的考博诉求。事实上,当我在1993年的寒冬从西安走进京城恭王府的那间办公室之前,我既没有读过《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没有看过《小城之春》。我还记得先生没有试探我最害怕的专业问题,只是在临走之际送了我一本他的《电影历史及理论》。

随后的日子,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里贵族般诗意没落的伤感季节,也是先生带领我们在民国书刊的字里行间找寻影史踪迹的美好时光。当然,我们也会每周去到红庙北里,在龙井茶的甘爽与红烧肉的香醇中探索先生治学的九阴真经。其实,我们都很敬畏先生,一些有关先生如何因弟子不够努力而震怒至极的谣言令我们闻风丧胆;就在毕业论文即将交稿的关口,看着被先生批得体无完肤的结构和改得密密麻麻的文字,我都感到自己形销骨立、气若游丝了。

但先生还是不会轻易地表示满意。博士毕业两年后,我还是会听到先生当面对我说出他的遗憾。我想先生是对的。从文学到电影,从理论到历史,这种学科及其范式的转换,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简单;电影史研究的独特性及其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在电影的情境与历史的现场中反复体验、不断升华,才有可能逐渐接近并获得真知;这一过程,至少是比文学史还要艰难的一种思维磨炼和学术经历。我相信先生是希望我们懂得这一点。

在我的印象里,先生有着无法言明的情感的软肋柔弱得不可触碰;但面向我们每一个弟子所展开的,却总是一位导师温润平和的化雨春风。先生照例也要批评学界、臧否人物,但从来不会出现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和意气用事的偏激。事实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先生抱怨任何事,非议任何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听到先生念叨最多的,往往是邢祖文、沈嵩生和贾霁等那些已快被人遗忘的名字,先生总想对这些老朋友一一作文纪念。现在看来,先生也是希望我们懂得这一种行事的原则和为人的道理。

回到导师离世的那一天。我恰好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讲授了接近六个小时的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和教学,既是先生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如果能够,我愿意把我的所有努力都当作最高的敬意,奉献给先生,以及先生一代历经坎坷、强韧执著的电影史学家们。

(李道新,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100871)



师范有德育繁花


赵卫防


李少白老师对中国电影的学术研究和推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应该比这个更为重要:在中国大陆开创了电影学研究生教育。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成立电影系,在全国首次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当年录取了鲍玉珩、陈犀禾、钟大丰、王汉川、张爱华五位学生,他们日后成为了中国电影学术研究和教育界的领军人物,还有人成为了国外知名学者。这项事业使多少莘莘学子通过考研进入了影视学界,培育了大量的电影人才,也诱发了中国高校及相关科研单位中相继出现了电影学的学制学位。

少白老师以此不但改变了中国电影学界的格局,也改变了许多个体的命运。我本人便是受益者。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招生的消息后就报考了。考完后,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赴京拜谒,第一次见到了少白先生。面对这位在心中仰慕已久的大师,我当时颇感紧张,但少白老师热情的接待和平静的话语很快让我平复下来。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我还见到了日后的恩师邢祖文先生。从恭王府出来后,我觉得周身笼罩着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因为日后就要在这些以前只能在书籍和报刊上见到名字的大师们身边学习和工作了。开学后,系里给我安排了两位导师:著名的苏俄电影研究专家李小蒸先生和邢祖文先生。当时少白老师是电影系主任,而且经常给我们上课,在我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时给予了大力指导。

1994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全国第一届电影学博士研究生,李少白任导师,成为中国首任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少白老师创办的这个电影学博士点在内地、香港和台湾来说都是最早的,当年招收了丁亚平和李道新两位博士。他们二人也是中国第一批电影学博士,如今成为了中国电影学界的两座高峰。

少白先生的电影教学理念秉持两点,第一点是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一定要多看电影。在他创办电影学研究生教育时的80年代,没有互联网,连碟片也没有,只有少量的录像带,观摩影片主要靠胶片放映。少白先生便充分利用他在电影界的人脉和声誉,为研究生们千方百计地提供观摩机会,其中第一届研究生观摩的拷贝就超过500部。第二点,少白老师在电影教学中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所说的实践,并非进行编、导、演等具体的电影创作,而是要充分了解电影创作的过程,并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以此来更好地辅助研究。对这一点,我本人也受益匪浅,直到现在,少白老师的这种理念还对我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我个人在以研究为主的情况下也进行影视创作,且与创作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在很多人眼里,少白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甚至严厉。然而,严厉之外的少白先生更多的是包容和鼓励,也显示出了他学术之外的人格力量。我硕士毕业后,少白老师多次向我提到:著名戏剧理论家、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位委员会主任的张庚先生对我的论文非常满意,他向少白老师说,你们电影系学生中那个搞导弹的论文写得很好。我知道,这是少白先生继续在对我鼓励,也鞭策我不断进步。在他去世前八天我去探望他时,重病中的少白先生仍然继续鼓励离我,他用那已经含混不清的话语,又一次告诉我当年张庚先生对我论文的肯定。他那含混不清的话,如今犹在耳畔,想着不由得泪奔。

少白老师师范有德,培养了无数电影人才,他的学识和人格,一直影响、感动着我们这些后辈学人,树立起了学术与做人的丰碑。

(赵卫防,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100029)



严师与慈父:记李少白老师的一个侧影


石川


刚认识李少白老师那会儿,隔三差五总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言。比如说,他对学生态度如何严厉,尅起人来如何不留情面。入学后,我也得到过一些忠告,要我多加小心,以免被李老师抓住把柄,痛批一顿。可事实上,这么多年下来,这些传言从来也没在我身上应验过。不是说他对我有多网开一面,更不是说我有多出色,事事能让他老人家称心如意,而是说,人们一旦对某人某事形成了某种刻板印象,就很容易掩盖或者忽略他原有的丰富性。李少白老师远非铁板一块,或许有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过于严厉,甚至不免让人难堪。不过,在我眼里,他的亲切、随和、宽容和幽默,却要远远大于他的严苛和严厉。

记得1998年秋季,我刚入学没几天。李老师就让师母把我叫到家里,把一床刚刚换洗过的夹被送给了我。一开始,我还客气,想要推辞。李老师说:你就拿着吧。北京的秋天不像上海,早晚都凉,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我遇上车祸,伤了左腿,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眼看到了深秋,天气转凉,这床夹被真就派上了用场。十七年过去了,这床夹被,让我珍藏至今。每当看见上面渐渐褪色的花纹,就会想起当年李老师和师母,亲手帮我捆扎打包的情景。

私下里,李少白老师的言谈风趣、俏皮,会尽显他性格中的诙谐和幽默。时不时的,他会拿自己的“短处”来与人调侃、逗乐。比如他说普通话,常常会夹带着方言,有时不免引发歧义,沦为别人的笑柄。有次出门开会,的士司机问他去哪儿,李老师说,他要去的地方叫作“花白大酒店”。司机听不明白,李老师也讲不清楚。实在没招儿了,才想起拨通师母的电话询问地址。原来是李老师的乡音,把“华北大酒店”说成了“花白大酒店”,害得两人在北三环上瞎转了半天。我记得,那次师母说起这个段子,让在座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李老师自己也在一旁哧哧地笑个不停。

少白老师讷于言,也疏于行。平素里喜静而不喜动,却又博闻强记、兴趣爱好广泛。闲暇之余,他常常乐于当一个“玩家”,很想在书画、瓷器、古玩一类艺术品鉴赏方面一试身手。有一次,他来上海,我陪他在城隍庙老街闲逛。我看中一款紫砂陶壶,想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他却摇摇头说,这壶品相不端,不值这个价钱。店老板听了不服,上前来和他理论,几句话就被李老师说得哑口无言,只能甘拜下风。事后,我很好奇,问起他怎会懂得紫砂。李老师自谦地答道:“我对紫砂一窍不通,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从冯其庸那里听来的,不过是现学现卖了一把。”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拿这类东西在李老师面前炫耀了。倒是李老师,一旦在外面淘到好货,反过来会挑几件送我。我的客厅和书房,摆放着几件青花斗彩茶盘、百圾碎梅瓶和黄杨木雕的布袋和尚,这些小摆件,都是李老师外出“扫货”的心血,如今却都成了我日常家居的一部分。

对于美食,李老师也有特别的爱好。他常说,年轻的时候,最美的事莫过于拿到一笔稿费,邀上一二好友,一道去“下馆子”。李老师是北方人,却对淮扬菜、杭帮菜、沪帮菜等南方菜系情有独钟。他家附近,有家上海菜馆,叫鹭鹭酒家,菜品还算正宗,我和李老师及师母便成了时常光顾那里的常客。最近几年,李老师罹患腿疾,不良于行,无法外出活动。有次我去看他,听他感叹“好久没下过馆子了”,心里感到一阵难过,就邀了师姐赵小青,让她把车开到鹭鹭酒家,点了一大桌子菜,全部打包带到李老师家。我的这次“壮举”,让李老师感到十分受用。荠菜糟溜鱼片、百叶结烧肉、酒香草头……这些他曾经熟悉的江南美味,又一次摆上了他的餐桌,让他大快朵颐,享受到生命的快乐。

此时此刻,正值江南四月,窗外早已是一片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盎然春色。若在以往,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邀约李老师与师母一道南下西子湖畔,在湖滨六公园一带小住几日。柳荫下品茶,断桥上散步,在满眼的鹅黄嫩绿中,尽情享受和煦的春光。如今,东风已回、湖岸又绿,而我们敬爱的李少白老师,却偏偏独自远行去了……

(石川,教授,上海戏剧学院,200040)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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