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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好文|为什么是仪征?

大仪妈2019-07-15 06:33:30

这是一篇多年前的旧文,但今天读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为什么历史上的“风物淮南第一洲”如今未能再现辉煌?为什么培育过戴相龙、厉以宁这样中国经济界骄子的仪征,缺乏一批全国响当当的产品和企业?为什么部省属参天大树般挺起的福地,自身的经济的树林却发育缓慢?为什么是仪征?


节选自“为什么是仪征?”
作者:汪向荣


      回顾历史或许有助于谋划未来。笔者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切入,试图对仪征的落后内因做一番剖析,纯属一家之言,目的只在于引发一些有益的思考。



1
告别“农肥商瘦”


      仪征依江而生,它的不少土地就是长江冲积平原,那些曾经随着惊涛巨浪奔腾的沙粒,本应铸就仪征人激荡昂扬的性格基因。但是历史留下的悖论恰恰在于:养育过戴相龙、厉以宁这样当今中国经济骄子的仪征,偏偏缺失的正是经济发展应有的内在骨髓——富于开放、冲动特质的商业精神。这种缺失属于那种板块式的普遍缺失,属于本应是苏中区域绵延带与发达地区渐近接轨但却在仪征出现的断层,而西方经济学者早就明断:只有商业精神,才能将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则来自真州农贸市场的真实故事:时近中午,一位饭店老板向仍有成筐蔬菜未能脱手的菜贩压价收购,仅仅是5分钱的价差,但菜贩就是不同意,并执意收摊离去,说是要赶回家打“五元钱”一个起点的牌场。在这里,甘冒五块钱的赌博风险,却不愿多承担1%的成本开支去实实在在赚上一笔,这种有悖商品和市场交易游戏法则的做法实则上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许多仪征人的普遍认同,不善与同行公开竞争,不屑蝇头小利的积攒,不愿追求更大的利益目标……这些不足,显然不只是后天造就,更多是“内在俱来”,融入血液。


      只要追溯一下仪征数百年的历史,只要放眼一下脚下的土地,我们就会明白已形成中国经济先导式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为什么不能在仪征土壤上找到生根发芽的空隙。浙江人多地少,土中抠财,养不活全家,因此他们不得不跳出农业,转向家庭式小工业,“家家点火,处处冒烟”,只要市场需要,哪怕只有一分一厘的赢利,都会抓住不放。杭州最大的民营企业传化集团,就是从“用自行车到河里拉水,在缸里做液体皂”起步的。同样,苏南人口密集,人均占有资源全国最低,因而许多人被迫离开农田,跳出地界,到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谋生创业,渐渐敛集原始资本。特别是温州、宁波人经商渊源流长,聚势成“帮”,就像吉卜赛人习惯于走四方,闯天下。苏南以织造为主的手工业明清就很发达,所以敢于交流、善于经营就成了他们全民性创业、经商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历史的优良基因在市场经济的沃土中更是找到了核子裂变的适宜环境。

 

      如果站在仪征的江淮分水岭上,俯视现实的地貌,你很难想象眼前裸露着大面积黄土、容颜枯槁、植被稀疏的丘陵山区,曾经是江北有名的绿色自然风景区,所谓“青翠冈峦远近遮”“乔木森森棨戟修”,这里又是淮南少见的鱼米花木之乡,半山半圩的地貌适宜丰富的农副产品生长,“七里香粳稻”还被列为朝贡之物,仪征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历史上其实不让苏杭,早在南宋绍兴十五年,陈旉就是在仪征写下了我国现存最早总结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综合性农书《陈旉农书》,即便现在拥有,四五十万本地居民且外来流动人口甚少的仪征人拥有910平方公里的土地,依然显得有些宽绰,因而仪征人对土地的依附和感恩是强烈而真诚的,事实上在土地上的劳动给仪征人带来的又不止于温饱,在胥浦一带,栽秧时节,当地农民就时兴过相互唱和,“胥浦农歌”一时成了历史上的“真州八景”之一。劳其筋骨的耕作被赋予了浪漫的艺术情调,也就意味土地已被当作了精神家园,还有什么能驱使仪征人非要背井离乡,流落它方呢?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所强化的正是一种恋土恋乡情结,它与游牧文化、商业文化相比,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跨区域影响型的迁徙活动和信息交流。


      在一个已经被宽敞的“泗大”公路贯穿的山乡,问一位身体强壮却在村头闲逛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他说:“出去过,比种田苦,就又回来了。”的确,相对于基础条件已经改善的季节性农耕劳动,现代工业高速运转的机器,是不会容纳迟钝和慵懒的,两者对抗的结局必然是传统的生产方式遭到抛弃。但是,那种相袭成习,由春播秋收等机械不变的农事程式衍生的守旧、禁锢心态,扩散成公众意识后,就会像从江淮分水岭向低凹处飞泄的水流,它对全区域的渗透是难以阻挡的,并会将竞争、开放、创新等市场经济的特质排斥在既有的生态圈之外。剔除农业文明的沉淀过于深厚的因素,其实仪征西周之后的冶炼业、宋时的造纸业和织布业、明朝造船和砖瓦窑业都曾名闻遐迩过,也就是说仪征也存在过支撑商品经济萌发的胚胎,然而这些产业的链条,却不知何故在历史的沿革中被松脱甚至拉断了,它们终究没能像吴江的丝绸那样广泽民间,成为百姓发财致富的摇钱树。


      而探究仪征的历史人文环境,我们还会感受到仪征人与“恋土恋乡”并存的还有“重文轻商”的传统心理浓厚沉积,仪征本来就有“东南佳丽、天开图画”的美誉,真州烟雨景观曾与扬州明月、瓜洲灯火齐名,何况江淮泗三水会合且为两淮盐运枢纽,又提供了舟楫之利,难免达官显要频频驾到,文人墨客联袂而至,这就为附庸风雅、敬官若父一夜暴发起来的盐商们的彰显富贵、纵欲争胜提供了土壤,于是筑庭院、垒楼台蔚然成风,造园鼻祖计成所著中国首部园林专著《园冶》就写自仪征,而这些由金银财宝堆积起来的豪华建筑,其功效充其实在满足富商自身的短暂虚荣外,展示给外人的不过是片刻的眼福。史载,一个叫巴光诰的盐商建设朴园,前后就花费了5年时间,耗资白银20余万两,设楼、台、亭、阁达20余处,育牡丹、梅花四五百株,终于建成了淮南第一名园,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名士入园吟诗作画,沉湎于一个虚拟的艺术幻境包围中,盐商们也就不再伤神如何将家业做大,将市场做强,一切升腾、远征的追求似乎都禁锢在高墙壁立的自足空间里。再加之仪征历任地方长官,从在真州任发运使的米芾到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人周昂骏再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无不痴迷于自然,陶醉于物外,无不把重义轻利、自好不染作为修身之道,文化由此被内心祭上了至高的殿堂。几乎一脉相承的是,早几年,堪称仪征风水宝地的龙山东西两个制高点,分别敬若神明地安置了两个文化名人的墓葬,一位是国际文化名人、法国达达诗派创始人之一的盛成,一位是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这种无意识的对文化的抬举,其积极影响不可否认,但也不能否认,另一方面却是商业受到了鄙视,商人受到了冷漠,商业价值受到了贬低。早在二十年前,仪征就为只有三四百年历史、且已修复得面目全非的鼓楼立下神圣的保护条例,四周的建筑不得超过它的高度,由此在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就产生了在其它县市罕见的奇怪现象,即使像当时翻建仪征最具时代象征意义的鼓楼商场也只能以两层之高屈尊在鼓楼一侧,直到现在鼓楼广场四周,还是找不到一家真正上规模、上品位的商家,小商店、小饭店、小照相馆挨家挨户占领了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同样在全市除了一家真州农贸市场外,仪征也没有一家专业性大市场,无论是过去扬名国内的铝制品,还是如今异军突起的菜鹅、绿茶,都没形成相应的集散地。


      仪征属于南京商圈,但每每金陵“枪声大作”,真州却难见硝烟,竞争离仪征的远去,使人们更多的注意力不再是盯着财富的攫取,而是关注人自身的精神历程,社会地位变迁,人与人之间某种社会关系的纠缠变化,“哪个人升官了”,“哪个官员被‘双规’了”,“哪家饭店的菜肴口味不错”……诸如此类的清淡话题与己无关,也和嬗变激荡的外界无缘,这就在思想意识上成了与熙熙攘攘的大世无法通电的绝缘体。


      商业精神发育的迟缓和缺失,决定了仪征在失去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之后,在还未找到释放后发优势的有效机制之前,尚有一段艰辛的探索过程,诸如“克隆式”的经营现象就在所难免。继舞厅、茶座一哄而上之后,数十乃至上百家的网吧、棋牌室目前又是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大街小巷,其密集度超过了沿江任何一座县市,虽然大多数业主都是赔得血本而归,但依然有一茬茬“前仆后继”者竞相跟进,膨胀的逐利欲望拼命挤入一只小小的气球中,自毁的结局一开始其实就已注定。应当说,“模仿”作为一种学习,在迈向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本来是具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但不加思考,不加比较,不愿创造,满足于依葫芦画瓢,则是一种“懒人”哲学。与“克隆式”经营现象相比,“小杂货店”现象则是仪征经济界中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最繁华的解放路商业一条街上,那些火柴盒式的商住楼下,无论是城里的老居民,还是洗脚进城的新移民,开店所租用的房子大多是单门独院,很少连片经营,真正集中规模、打出品牌的并不多见,营业场所狭窄了就去挤占人行道,这就好像农村收获时节将小麦摊上马路一样,一边是“赚点小钱,养家糊口”的低层次追求,另一方面则是“少花点钱,多占些公共场地”的狭隘小算盘,这些典型的“小农意识”,在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企业界,更有明显直观表现,绝大多数工厂都用严实的砖墙框围而成,既拒绝外在的目光窥视,又阻止自身财物的意外外流,厂名十有八九也是以“仪征”开头,不说“上海”、“南京”,就连“扬州”也很少沾边。



2
呼唤“大江”情怀


  一个蛰伏在大江之滨,只有五千人的县城是什么样的县城?残堞断垣与满目菜花杂陈,分不清何处是市区,哪块是农田。站在老态龙钟的鼓楼上,南至滔滔长江,北及青青蜀岗,真州的城廓尽收眼底,有人说,小孩在城北哭,南门都能听到。一个“小”字足可以概括1949年仪征县城的特色。


  洪涝侵袭,战火连绵,多灾多难挥之不去缠绕着仪征的近代史,特别是因水而兴的滨江港埠种种天然优势的丧失,使商贾逃向江南,雅士散游四方,携走了财气,卷走了人气,能坚守下来的除了本地贫民外,不少则是当初转业到盐务上的湘、淮军队的后裔,他们生活在大市口、小市口特别是老城南一带。所谓居所,也只是用碎砖破瓦垒就,连外敷的石灰、砂浆都没有,就仿佛临时寄栖,随时想要撤离,一种漂泊和不安定的心态赫然凸现,而事实上他们又无力外迁,另择福地,生存的劳顿只是强化了无根的灵魂对群居的向往,他们更加希望合作,更加希望互助,让习习江风吹去浓浓的乡愁,让波浪间隐隐的渔水陪伴着深夜的呼吸。


  应当说,仪征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史,也恰恰是外地人的迁徙、定居史。从五六十年代南京知青、“三泰”地区技术工人、转业军人的进入,到七八十年代远东最大化纤基地的兴建对全国各地人才的吸纳,到核工业华兴建设公司因建设仪化而整体从西部山区“三线”的搬入,这种移民活动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了停滞。人们看到,在中国最大光电管基地、中国最大直管型荧光灯基地崛起的背后,在七十年代技术水平曾远远超过苏南的农机厂发迹的背后,都凝结了许多外地人的智慧。这至少表明,就像长江在奔向大海的过程中,不分地形,不分区域,沿途将道道支流、洼洼湖泊都接纳入怀一样,仪征曾经有过异常宽阔的胸怀,曾经有地兼收并蓄的气量。


  就像深圳借八方之力,集举国之财,奇迹般发展一样,本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上述移民式的群体迁徙可以带来各种不同版块文化的碰撞,可以让现代工业文明和沉积颇深的农业文明产生强烈的激荡,并像长江摆脱了高山的夹击,险滩的阻滞,汇成一股新生的整合力量,去推动仪征经济掀起新一轮大潮。但是很遗憾,由于历史、文化、现行体制等方面的制肘,冲刷形成“新大陆”的再生奇迹并没有在仪征实现——相反,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异常明显地扩张开来。除了城乡之间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外,全国特大型企业——仪化公司与地方之间的融合的进程也比较缓慢。特别是仪化投资、经营管理自成体系,不仅主体工厂与自备水厂、电厂配套成龙,而且化纤产业与体育馆、公园、医院、学校等公共产品也配套成龙,企业挑起了地方政府应挑的担子,地方政府错失为企业服务的功能,中小投资者丧失了充当配角、增加就业的市场,两类以不同目标为方向的社会组织同处一地,必然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连仪化和真州区域间相连的道路宽窄都不一,迎街建筑风格也是两样,一度时期,由于仪化属于南京邮政管辖区域,一墙之隔的两个邻居通信,却需通过省城再转入本地,时间要几天,很显然,这种体制对资本、人才、信息的合理流动带来了屏蔽。那种缺乏利益纽带,单凭感情沟通去赢得特大型企业对地方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其空间无疑十分有限,基础也相当脆弱,除了税收之外,没有大的生产要素流动,没有大的经济、文化、社会交融,仪征的“大”又从何写起。


  对于土生土长的仪征人而言,提及有关“仪化”的话题,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滋味,一方面既有当初因为充分体现了“大江文化”,大度能容,大气开明,大方善谋,仪化这个拥有百亿资产的“财神爷”得以屈尊落户仪征喜人的开端,另一方面又由于以小心眼处世,用“小九九”算账,又使仪征落得“近水楼台难得月”的尴尬结局,这其中就暗藏着永远让仪征人深感后悔的隐痛。民间传出一个无人否认的“版本”称,当初,仪化筹办时,急需地方支持一些干部去协助工作,本来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利用“内部人”,争取地方经济长入国家大企业的绝佳机会,但是结果一些被派出的人却是被部门和单位认为“不够驯服,不大顺眼,不服领导”的个性化人士,因而说白了,外调就是“放逐”。然而这些“异己”恰恰到了仪化反而如鱼得水,很快就脱颖而出,走上中层干部以上的领导岗位。当苏南、浙江等地的厂商通过精心公关,拿到一批批紧俏的原料,全力发展下游加工产业时,仪征本地充其量能够利用的也只是仪化的下脚料,如今当一个吴江市依托仪化发展纺织业,其化纤产业产值突破20亿元,聚酯切片总量达60万吨,几乎成为又一个“仪化”时,反而仪征本市相关产业也总计只有几个亿的规模……由于目光的短浅、心理的狭隘,天赐的发展良机却因人为因素而失之交臂,“亡羊补牢”已经迟了。有识人士痛定思痛,反省道:仪征人如果真能始终表现出“大江文化”应有的胸怀,还是能依托仪化做成借势造势的大文章的。当然,自然、历史沉淀太久的另一种负面成份,又决定了对一方土壤的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置身于中国的宏观地理框架中,江淮分水岭贯穿仪征中部山区,当属吴越文化和北方文化的过渡、汇合地带,精明、豪放、开明等精神特质本应兼而容之,然而在江、河交汇的襟要优势丧失后,水脉的割断必然导致了人脉的阻滞,仪征一度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正在崛起的苏中经济板块中的“盆地”,宁镇扬都市圈中的“村庄”,搁浅在长江区域开放大潮外的“小船”。因为仪征北与史有从商传统的徽商集聚地的淮南交界,在国内私营企业发展较早的天长市秦楠与大仪紧邻,但两市之间却缺少全面的经济交流;仪征南和乡镇工业高度发达的苏南仅一江之隔,但两岸却几乎没有信息上的沟通,如今,南京城的远景规划已经做到与青山镇接壤的六合瓜埠,新扬州的西区则与新集镇连片,但是我们过去却没建立起一种介入两个大城市的产业桥梁,然而现实接轨的机会就很难抓住。从文化的视角审视,值得注意的是,长江赋予仪征人的秀气、灵气、大气正在从血脉中流失。当今的仪征拥有长江北岸最佳岸线30多公里,除了南京油港、仪化公司等外来投资者在此开辟出对外开放的群体泊位外,仪征本地却被排斥于入海的远征之旅之外,连十几年前还行驶到南京、镇江的客轮都停开了,就像与泗源沟近在咫尺的城南大码头一样,仪征江边的衰微也仿佛命中注定,一些直通长江的河流不是因自然淤积,就是被人为填埋,这种冷落极易让仪征人淡忘了长江,远离了长江,以致在当地没有见过长江的市民不在少数。一泻千里能使人产生冲动,波涛汹涌能使人激发豪情,千舸竞发能使人奋发向前,而浩荡东去则使人放眼向洋。随着“水”的消逝,人们的心灵也就会变得干枯起来,人们的性情缺乏某种滋润,也就会变得内敛起来,再加之占仪征区域四分之三的丘陵山区起伏跌宕,本身就遮挡、割断了探究远方的视线,仪征人的眼界和心境比其它苏中县市局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仪征人过着十分滋润的小日子。仪征物产丰富,有山有水,少污染,少喧嚣,属于那种适宜诗意地生活的福地。长江的鲥、鮰、魛、豚四鲜,洲上的芦蒿、洲芹、马兰头等八样野素,久负盛名的香干、臭干,再加之过去全国各地移民的进入,使本已丰富的餐饮传统又平添不少亮色:兰州拉面、新疆泡馍、东北大饼、四川火锅、南韩烧烤……省烹饪协会副秘书长、著名作家黄铁男到仪征作客后,曾戏言,在仪征撰写一本烹饪大全是没有问题的,想想,普天下有这么一处既能饱眼福,又能饱嘴福的好地方,别说本地人懒得“远游”了,就怕外地人也会百来不厌的。


  偏重于餐饮这样的感观享受,热衷于棋牌这样的智慧游戏,应当说是仪征人精神生活由来已久的一大特色,这和其它沿江发达地区全民性经商逐利的世俗化,把财富做大作为人生奋斗目标的取向恰恰不同,不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仪征还不是大众化的实践,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小快活”、“小来来”已成为街头巷尾出现频率较高的民间口头语。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密布大街小巷的棋牌室,生意连绵不分昼夜,参与者众,不论男女,即便在正常上班时间,也能看到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女全力拼杀,这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地客商“看不懂”。后来读了县史研究专家、原县志办公室主任李仰华老先生发表在《仪征日报》上的文章,才知道旧时仪征赌博之风就较盛,官吏、士绅、商人以及差可温饱的农民、工匠都以此为主要娱乐项目。四时不绝,节日期间就设局,户户搏斗,呼卢喝雉之声逐屋相连,甚至通宵不歇。教女孩子看牌还成为一些地方家教必备内容——“多少女红犹未讲,阿娘先教学樗蒲”,仪征人认为女孩子不会看牌嫁出去后将会遭到夫家人的哂笑。李老先生所述是“过去时”,且那时参赌的格局还是以家人为主,但如今,却主要是以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甚至不分亲疏,随机配对,更加自由化、社会化了。


     想想也是,有了牌场作“精神”寓所,供心灵搏弈,以获取感观上的“刺激”,就无须参与竞争承担大喜大悲的大震荡,就无须劳筋伤骨,去忍受商场血战的大冲撞,就无需长途跋涉,去承接餐风饮露的大磨难,两种社会成本相比,选择似乎就更单一了,只是牌场的游戏法则如果演化成人生的选择模式,那么一个城市进步的精神基础就会遭到摧毁。仪征人恋土恋乡也罢,沉湎于棋牌这样的精神游戏也罢,都不可能避免将自身排斥在人力资源跨地区、跨行业大流动这样的新时代潮流之外,以致孤守一隅,独居一方,自己不愿出去闯荡,外边人也难进来创业,由此必然造成人口结构的板结,人际关系的熟谙,心灵自由的受缚。


      无论是早期的移民,还是后来的外地游子,一旦在仪征这方弹丸之地、微缩县城安家,因为血缘、家庭、朋友等链接,就很容易构成一大亲友群体,其人数通常不是几个,而是几十乃至上百个,并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和行业,以致于一个在仪征工作不到三年的外地人,早上骑车上班,和十几个熟人点头招呼已不是什么稀奇事,因而亲情、友情、乡情就成了协调利益、解决矛盾、整合人际关系的手段。而在上述的网络中,如果有人发了迹,升了官,就很自然会产生重翻历史旧帐的议论“想当初他穿着开档裤时”、“想那时尿尿和烂泥和我们在一起时”——这种拿旧话重提或显示熟悉关系的评说,无非表明了“苟富贵,毋相忘”的有福同享的利益诉求,不过事实上,“一个人得势,一群人受益”也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这种连锁效应放大后,就会引发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比如令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真正为难的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却频繁地受到人为的扭曲,开车违章撞伤了人,不是首先检讨自己的过失,而是赶紧找亲戚、托朋友打招呼,想方设法逃避或减轻处罚;因制假售假被查处,不是悔过自新,将功补过,而是拜熟人、寻靠山开脱责任;仪征事业单位改革进程缓慢,一个深层因素正是出于对“牵动荷花带动藕”的一种顾忌……


      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一旦感情和关系调节的范围超越了它本来的界定,全面介入了政治和经济领域,形成了一种公共集体意识,那么就会超出道德范畴而形成对法规特别对市场经济法则的挑战。因为一个经济政策的制定,如果只维护“圈内人”的少数利益,那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一些优惠措施的兑现如果只锁定在少数阶层,那么外来投资者和众多纳税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公平的秩序被破坏了,那就意味着一个区域的整体失信,招商投资的软环境又从何谈起?同样,人际间的空间和自由被相互钳制了,那就意味着一方市民心灵的全员负重,登高望远的飞升力又从何而来。仪征之“小”不破,“大发展”何以求“大”。



3
突破“一元”围城


      仪征曾扼南北要津、水运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翻开千年的史册,不时可以嗅到硝烟、血腥,不时可以看到刀光剑影,几度兴衰,几度轮回,命运多舛使这座小城很少有时间从心惊肉跳的险境中解脱出来,洗去满身的尘埃,抚慰遍体的伤痕,但对孽债的清偿,历史是在近百年尤其是半个世纪以来不断给了仪征幸运的笑脸——那就是官家对这方宝地的经济意义上的挖掘。


      说到半个世纪前曾经享誉国内的“十二圩”食盐之都,说到二十年前破土而出的远东最大的化纤原料生产基地——仪化公司,再说到神奇般发迹的中国最大的硬顶吉普生产基地——仪征汽车制造厂,仪征人无不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因为在上个世纪的仪征经济发展史上,这三处地方曾经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成功杰作,拉动过整个区域经济走向哪怕是短暂的辉煌。


      带有普遍特征的是,上述的“短暂辉煌”又无一不是依托官方力量介入区位优势或行政资源的开发,这和苏南、温州以民间力量为主体将经济从自发推向自觉的路径完全不同,因而仪征的经济也就时时埋藏着不少变数和不确定因素——一旦遇上宏观调控,经济的命脉就会遭到严重乃至致命性打击。


     曾有“小上海”之称的十二圩,这与其现实的经济地位衰落有直接关系,因而也就难免让一些当地居民深感惆怅。想当年,由于这里岸线平稳,航道顺畅,被曾国藩亲自圈定为淮盐总栈新址,一时2000多只船只云集在此,1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从业人员撑起了举国关注的盐运大产业,所谓“万帆云集,如十里连营;盐垛千堆,如巨浪起伏”(沈捷著《盐都纪盛》),而十二圩从一个“弹丸之地”一下急剧膨胀为“沿江一带的食盐大货场”,还有一个若明若暗的政治因素,当时国内的税收大多来源于食盐生产和流通,而淮盐又占盐税的60%以上,既要维护政府机构的庞大支出,又要偿还袁世凯向美、法、德、日、俄等国的借款,在食盐从产地分销到湘、鄂、赣、徽等地前,在通江口人为增设一套中间环节,集中开票,统一征税也就不足为怪(虽然这样做使盐商增加了刚性成本,延长了周转期限),不过,此举一下为“十二圩”聚集了财气,400余家各类商铺相连,十八帮会馆林立,小镇为吸纳了太古、招商、怡和三大轮船公司的大轮开通上达武汉等地的客运业务,英、美、德等国的银行也派员在此就地收款。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这种仪征历史上开放程度最深、开放范围最广的良辰美景,随着长江北岸江沙淤积的严重,疏浚、建栈的费用不断增加,许多盐商不堪负荷而改行歇业,特别是江河“中转”政策让位于“江轮直运”,势必导致了数万盐工的“下岗失业”,依盐而兴的众多客栈、饭店、商行、剧院等也自然“树倒猢狲散”,再加上几场意外大火的袭扰,“十二圩”很快彻底败落了,有钱人纷纷携金带银,另谋生路。


      十二圩是幸运的,但十二圩又是脆弱的,其旺盛和衰败其实都与政治因素的作用有直接关联。而官办经济在仪征的出现被推向极致,莫过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计划经济仍在事实上主导区域经济走势的情况下兴建起来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当初众多媒体盛赞这一项目的重大作用时,不能忽略的一笔,就是“10亿人每人能多一身化纤布料”,其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而它能与仪征结缘,也是仪征紧邻长江、腹地开阔、建设所需的砂石资源丰富、有鲁宁输油管道过境等区位优势的吸引,如今拥有百亿资产的仪化年贡献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亿,相当于一个江苏中等县市的水平,对仪征地方和财政收入贡献份额也占到60%以上,仪征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人员每拿10元钱就有六七元来自仪化,不仅如此,仪化对于改善仪征的城市基础设施,对于缓解地方就业压力,对于构造雄厚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发挥了多方位的积极作用。然而,解决传统体制下造成的员工队伍庞大,企业参与办社会阵线太长的积弊,为了解决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利润回落问题,仪化正忍受裁员20%等系列改革带来的阵痛,而与此同时它对地方的财政贡献也受到了很大影响,仪征地方在“吃饭型”财政的边缘正千方百计寻求突围的途径。


      如果说,十二圩、仪化是因为外来力量的引入,成就了其繁盛的话,那么仪汽在九十年代初的“横空出世”,则是仪征本土经济惊天撼地的一大奇迹,一个小厂,凭其悟性和感觉,从修汽车发展到模仿日本丰田巡洋舰硬顶吉普造汽车,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出人意料地完成同业需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积累,成为资产过10亿元且跻身全国500强的“疯长型”企业,这种神话的诞生即使现在回眸审视,依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新闻界人士将其归结为“胆大”,看来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就会看到,“黎明”汽车一年订货超万辆,与它当初推崇的“亚计划”战略不无关联,所谓“亚计划”,就是紧盯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政府性采购计划,度身订做公安、水利、救护等特种专用车辆,由北京下指令到地方各有关部门到厂订货,一辆售价6万元左右的乘用车甚至被江西、安徽的一些贫困山区的乡级政府追捧为“豪华”用车,一句话,“黎明”当时主要执行的还是政府计划,赚的是政府钞票,它的上帝实质上是带“长”字号的行政长官。《经济日报》一位参加过“黎明”万辆汽车生产线剪彩仪式的资深记者在发表述评时,相当艺术地对主办者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把“尊敬的各位领导”放在最高地位提出过疑问。“黎明”一度与“春兰”并驾齐驱,但是它很快就从巅峰跌入谷底了,非市场化取向将“黎明”几度推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以致它不得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甚至是强力推进下,将资产整体划拨给了上汽控股经营。


      也许正是由于仪征经济发展过程中,行政主导的因素显得异常强大,计划色彩依然十分浓重,也才造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大企业过于得势,也才会使众多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空间遭到抑制和窒息,形成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缺少碰撞,最终形成“秤砣财政”、“秤砣经济”。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结局,必然是区域经济的经营风险趋于无限化,最终导致“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连锁效应,同时个私企业很难公平地在大树的遮蔽下公平地竞争阳光、雨露,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这种看似高大的遮蔽,还滋长了盲目乐观、坐享其成、不思上进的消极心态。而“等、靠、要”的背后则是无数人将命运的兴衰维系在上天的恩赐,圣明君主的出现上,过高的期一旦与不如意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就会牢骚满腹,抱怨上司无能,指责领导不才;而个人的利益一旦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又会把一腔愤怒发泄在他人身上,一封人民来信不将你告倒,也让你感到难受,更有东方式的竞争,你发展了,我拖你一条腿;你发财了,我喷你一脸唾沫……所谓“仪征鼓楼高似城,仪征人不驾仪征人”,大抵反映的就是仪征人拆台不补台,相斥不成团的恶习,而独立人格和自由创业空间的沦丧,恰恰意味着一个区域人文和招商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


      仪征曾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官家看好之地,它会成为商家云集之地吗?人们有理由期盼。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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